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

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性质和宗旨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刻的人民性意蕴。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人民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彰显的根本力量。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是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展开,因此,在新时代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不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公共服务:行政诉讼群体性纠纷化解新视野——以GT两级法院相关案件为分析样本

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涉及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涉及利益较为复杂,而且表现出较强的有组织性,有的案件甚至表现出对抗性较强、矛盾容易激化的特点,可能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已经成为当前行政审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妥善处理该类案件对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中,应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同时,应防范化解相应的维稳风险,发挥行政审判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稳定的社会治理职能作用。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     

劳动的情感参与：数字时代情感的价值和生产

长期以来，情感劳动只是作为一种服务劳动的具体形式。学者忽视了情感在数字时代参与劳动的新方式，更鲜见对其劳动价值的分析。在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情感能够成为一种商品在互联网世界中广泛传播和交换。这一过程中，数字媒介成为了情感劳动商品的载体和物化形式。这种情感的数字化过程使其成为区别于情感参与下的传统服务劳动的一种新兴劳动形式。作为非物质劳动的具体形式，情感劳动在互联网平台上创造价值，推动价值增殖，促进人们社会交往方式的升级，使得情感交往变得更为便捷。但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情感劳动必然受到资本的控制，仍然存在资本固有的顽疾。     

协调运转+统分结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治理策略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国家治理的紧迫议题,关键在于科学和政策。在科学维度,疫情防控要从医疗系统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出发,建立医疗与决策、商业和社会系统的依赖共存关系,实现系统之间的协调运转;在政策维度,企业复工复产和脱贫攻坚要突出地方治理的经验、特色和优势,坚持统分结合,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发挥地方治理效能。在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四大系统协调运转,奠基于法理型组织建设,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方略;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形塑于两大核心理念,形成国家治理的新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防治网络欺凌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日益普及,青少年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衍生了一种以网络为媒介的新型欺凌方式。网络欺凌以其隐蔽性、时空的延展性、更强的破坏性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国外学者认为,青少年对网络技术的误用、接触网络暴力、内在心理问题、社交适应能力、教师和父母的干预能力等因素是影响网络欺凌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社会等多个主体应参与其中,从法律、课程、上网技巧、心理辅导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和引导,为青少年营造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     

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实证分析与规诫提炼——以法发〔2018〕10号为中心

证据说理是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价值维度进行辩思,有助于理性认识证据说理的多重功能和作用。与事实认定说理和法律适用说理相比,证据说理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与低估,还存在说理要素不全、争点不明、逻辑不清、繁简不当、论证不足等问题。为落实裁判文书说理改革对证据说理提出的要求,实有必要提炼证据说理的具体规诫,提升说理的具象化与实践性。     

房屋交付执行的民事监督路径之探究

不动产作为人类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财产之一,能否顺利执行对债权人意义重大,其中以房屋的交付执行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以房屋交付执行中的物之交付请求权执行和行为请求权执行作为切入点,剖析了法院执行活动中腾房执行的现实性困难,围绕查封与腾房退地两项具体措施详述了执行环节的具体表现和问题所在,以此论证分析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突破方向和实践进路,以期结合自身职能发挥优势,在监督时重点突出、有的放矢。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多维风险与立法规制——《民法典》的人格权视阈关照

基因编辑时代,人格尊严遭遇到了来自于基因科技的巨大威胁与挑战,引发了诸多伦理风险、技术风险以及法律风险.人类基因胚胎技术一旦被滥用,将可能对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平等存在、公正追求、安全目标等法律价值与道德理念产生挑战.剖析基因编辑可能造成的多维风险,指出其伦理争议与立法体系缺位,可以厘清其蕴含的责任追究与权利救济等法律问题.基因编辑立法应以人的主体性、价值性与尊严诉求为基准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从人格权保护的视角对此有了初步的立法关照,但关于基因编辑的立法还待细化.而要实现风险防控,保障主体权利,必须贯彻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立法的基本原则,掌握其立法策略,才能构建出法律风险规制与涉事主体权利保障相契合的基因编辑技术法律规制体系.